其三：“陶望龄作渭小传，载渭尝自言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故唐顺之、茅坤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宪之作，《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其《代宗宪谢严嵩启》云：‘凡人有疾痛疴痒，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於颠挤；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无可并名。名且不能，报何为计？’云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录之於集，岂止白圭之玷乎？盖渭本俊才，又受业於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案：渭师季本，见《明史·文苑传》）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苏轼曰：非才之难，处才之难，谅矣。渭所著有《文长集》、《阙篇》、《樱桃馆集》三种，锺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题曰《徐文长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龄、袁宏道所作二传。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其言太过。望龄以为文长负才性，惟不能谨防节目，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成其为文长而已，是则平心之论也。”

    以上这一评，是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文长集》写的一段话。纪晓岚写得不激不厉，心气平和。纪晓岚对徐渭书画赞赏有加。他说：“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逸气纵横”，是纪晓岚对徐渭书法的核心评价，纪晓岚行文斟字酌句，肯定掂量过这四个字的份量。对徐渭的诗，纪晓岚认为以徐渭之才，本应“出入李白、李贺之间”，但徐渭“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高评之后，继之以全面否定。其中“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这八字，说得最为切中要害。纪晓岚说的是诗，用于评徐渭的书法，也是适合的。就是说，徐渭的作品，与文化传统、主流社会的要求相较，简直是背道而驰。对徐渭的文，特别指出“《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而其《代宗宪谢严嵩启》（这是严嵩81岁生日时，胡宗宪要徐渭代写的贺信），纪晓岚则认为吹捧过甚。作为师爷，虽然是身不由己，但写严嵩写到这个高度，以后皇上做生日，又如何下笔？论及徐渭一生的坎坷，纪晓岚借用苏东坡的话说：“非才之难，处才之难”。一个人有才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了才能之后，能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个人又能凭借各种机遇获得恰如其分的发挥。想必纪晓岚对“处才之难”有很多的感慨，所以对徐渭不乏理解和宽容，千言万语，尽在这“谅矣”两字之中矣。徐渭少年时天才超逸，“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 九岁便能作文，“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誉他为神童，把他比作刘晏、杨修；二十三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但他二十岁成为生员后，接下来的科举应试却八次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深受打击。纪晓岚是体制中人，他不可能去批评社会，他指出的是徐渭自身的责任：“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是纪晓岚对徐渭处世（包括从艺）态度的批评。徐渭的书法，无视传统、无视法度的确是一大硬伤。现在不少人在学习徐渭书法，学的其实就是他的无视传统和无视法度，是对是错，我们静待历史来回答。纪晓岚并不完全认同袁宏道对徐渭的评论。说袁宏道与徐渭“臭味所近”，故有偏激之嫌；袁宏道说徐渭的文章“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纪晓岚也认为“其言太过”。纪晓岚的评论最后又捎带着提到了陶望龄对徐渭的评论。认为陶望龄的评论是“平心之论”。陶望龄认为徐渭一是“负才性”；二是“不能谨防节目”（我的理解是说徐渭一生中关键的几步没有走好）；三是徐渭的书画诗文皆有“处士之气”。所谓“处士之气”，意即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纪晓岚认为所有徐渭的不足之处，都是由文长的个性决定的，这就是徐文长之所以成为徐文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