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同治初年至光绪末年(1862—1908年)是杨家埠年画的极盛期。这一时期，西杨家埠画店已达100多家，附近有20多个村庄也都先后办起了画店，寒亭、仓上等村庄已达20余家，形成了一个以西杨家埠为核心的年画生产基地。在这一阶段，有的画店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如西杨家埠的“东大顺”画店每年产量达百万张以上，生产组合模式有的村庄已打破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模式，实行几家合作联营方式。如当时的西杨家埠入冬后，外村来当画工的达300人之多，全村年产量高达5000余万份。年画的销售也十分兴旺。一方面是画商小贩将年画运销山东各地和江苏、安徽、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据统计，当时每年冬天来往于此地的画商小贩达5000多人，另一方面是画商到外地开画庄卖画。

　　然而，真正标志这一时期杨家埠年画鼎盛的还是年画品种的拓展、年画技艺的提高和年画大师的出现。这一时期，年画品种已增至50多个，除满足于表现农家生产、农家生活的需要之外，还有体现时代特色的政治爱国画，长卷社会风俗画，针砭时弊的讽刺幽默画，成套连本的故事戏曲画，等等。在刻印技艺上，构图更加饱满，色彩更加鲜艳，形成和确立了卓然一家的独特风格：第一，适应农民的心理需要，主题体现“吉庆”，第二，追求构图饱满，画面形象突出，第三，用色鲜明，在用大红、桃红、黄、蓝、绿、紫、黑等几种鲜明颜色时，以红色为基调，突出“吉庆”特色；第四，刻印工序讲究刀味、韵味，线条柔中有刚，连贯流畅，富有节奏和韵律美。

　　这一时期，成长起一批木版年画的艺术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刘明杰、杨万庆、杨中海。

　　刘明杰(1857—1912)，从小就在年画作坊中作画，15岁就掌握了画、刻的基本技术，以四幅连环画《韩湘子出家》的独立创作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青年时期，他曾多次到烟台、东北等地售画，亲眼目睹了外国侵略者的强盗罪行和满清政府屈膝卖国的丑恶行径，这使他对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为创作表现重大政治题材的版画积累了素材。他创作的《八里皇城街》、《炮打日本鬼》、《义和团》、《红灯照》，等等，具有异常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也激怒了当时的潍县官府。官府劈毁了刘明杰刻的原版，但是刘明杰并不罢休。

　　之后，他又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满清王族逃亡长安的。史实为内容，创作了《慈禧太后逃长安》和《八国和约后》的新作。这两幅画，前者以夸张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慈禧和光绪皇帝在国难当头时刻弃京而逃的惊慌失措的丑态，后者则诗画兼趣地讽刺了慈禧和光绪皇帝在签定卖国和约后向人民继续施威的无耻嘴脸。其诗曰：红毡铺地三尺厚，黄纱罩顶把天蒙。五里一墩来护驾，十里一堡夹道迎。回京不比离京时，一走走了三年整。这两幅年画，巧取“离京”、“回京”的题材，通过强烈的对比，暴露了满清最高统治者两副面孔一个本质的真相，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刘明杰作为把重大现实政治题材首先引入木版年画创作的杰出艺术家，将永载中国民间艺术史册。不仅如此，刘明杰还把地理、历史知识纳入年画创作领域，亲自创作了《天下地理图》、《天下帝王图》等优秀木版年画，对其后的木版年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万庆(1863—1918)是杨家埠木版年画以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创作题材的奠基者。杨万庆一生除从事传统的神像画的复制之外。几乎用毕生精力从事以古典小说内容为题材的版画创作。他创作的《三英战吕布》、《空城记》、《铜雀台》、《吕岳法宝胜姜尚》、《童起镇秦琼救驾》、《伍子胥鞭打卧牛石》、《天门阵》、《大闹天宫》等极富特点和情趣的人物年画，无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致力于讽刺幽默画创作的主要代表画家是杨中海(1874—1973)，他创作的《打婆婆变驴》、《看你吹牛胯骨》、《兔子讨烟吃，王八喝白酒》等，是以农村中的一些不良习气为素材很有现代漫画特点的讽刺画，这些画品让人看后，既忍俊不住地笑，又在笑中得到启迪，接受教育，从而呼唤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回归和重构。

　　另外，杨兆京的生活风俗题材创作，也独具特色。他创作的木版年画《四月十八》，以寒亭镇四月十八庙会为题材，细腻而全景式地描绘了当时庙会的盛况，与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