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志松看来，行政性垄断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比经济性垄断更大。“经济性垄断只是企业间行为，而行政性垄断则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对市场经济的伤害。”邓志松认为，由于其前提是政府机关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干预市场经济，因此这种行为对建设法治社会也造成了危害。

邓志松介绍，行政性垄断包括不同类别，最常见的是地方保护主义，比如某省为了保护本辖区内企业的利益出台一些歧视性政策，这也是目前我国制约行政性垄断行为的重点。此外，还包括部门保护主义、限定交易等。

行政性垄断的话题，也屡屡牵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芸的神经。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樊芸提交了一份关于修改《反垄断法》的议案。为了撰写这份议案，她专门成立了调研小组，花了10个月深入调研，不仅走访了诸多企业，还同具有反垄断职能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座谈。

“在和小微企业的座谈中，大家一致诟病的是行政性垄断，认为这是当前难以突破的一个问题。”樊芸回忆，一名与会人员举的例子让人深思：一家肉鸽生产企业，产品非常环保，但没有超市和菜场的入门许可证，不能经营，如果想要进入市场门槛，必须高价购买许可证。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严管的红顶中介，实际上也是利用政府的行政性权力垄断市场获取利益。”樊芸说。

尽管《反垄断法》中不乏反行政性垄断的内容，但现实生活中的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邓志松举例，《反垄断法》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但作为执法机构的国家发改委和工商总局却没有处罚权，只能对涉嫌违法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提出一些建议，由上级责成其纠正，如同本案的处理方式。

同时，邓志松强调，不应忽视这类案件中受害者维权难的现象，“他们的救济途径是有限的，可向执法机构举报。具体而言，国家发改委由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负责此事，工商总局则由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负责，两者都是局级单位，但很多时候，涉嫌违法的行政机关和它们平级，甚至比它们级别更高，去查它们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

邓志松还说：“如果去法院起诉，只能提起行政诉讼，民告官目前存在立案难、胜诉难的情况，而且即使胜诉，也只是道义上的胜利，拿不到相应赔偿，因为缺乏相应法律规定。”

   调研时，樊芸同样发现，目前的《反垄断法》缺乏对行政性垄断的有效制约。樊芸在议案中对第51条提出立法修改建议，并提出：加强反行政性垄断的处罚力度，激活反垄断法律诉讼，不仅是民事诉讼，更要激活对反垄断的行政诉讼；要对行政机关有制约的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利用主管部门行政权力，限制其他商品流入本地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罚。她同时建议，设置一个高层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加强区域间反垄断执法。

邓志松同样建议修改第51条：“期待《反垄断法》长出牙齿，对行政性垄断行为处罚的力度更大。目前对于经济性垄断行为，牙齿是足够强的，处罚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10%，这个力度很大，而对行政性垄断的处罚则过于温柔。

  作为国内知名的竞争法专家，在《反垄断法》生效的7年里，邓志松仅接触过3起反行政性垄断案例，而经济性垄断案件却多达上百起，“反差很大”。

（本报济南3月31日电　邢婷）